甘肃算命村中国最神秘的吉卜赛人部落
永登县成青龙山公园门口摆摊算命的老人说，薛家湾人算命不准。图郭彦博
甘肃永登县城青龙山下，算命的摊位随处可见，一些摊主的身边竖着白底黑子的牌匾，上面写着“兰州市周易学会永登八卦研究所所长”、“永登县八卦研究中心主任”等，还有一位把“中国周易八卦研究院院长”写在小红布上，缝在上衣胸口的位置。
他们都知道薛家湾的存在，“那个住着蛮子的算命村”，说着嘴就立刻就撇了起来，头摇得像拨浪鼓：“他们算得不准！”从永登县城打车向西南方向，沿乌鞘岭余脉起伏颠簸的水泥路行驶十分钟后，就到了薛家湾，车费十五元。“你咋还信这个？”载着我去薛家湾的路上，一位出租司机颇有点不屑地问道，“他们是吉普赛人，能看面相手相，推测人的过去，但不能预测人的未来。”末了，他加了一句：“都是蒙人的。”到达目的地，出租司机们绝不会轻易把车开进村里，“村子修得像个八卦阵，半天也转不出来，”乘客通常会被扔到村东北的土坡下，自行步行进村。薛家湾村依坡势而建，地势西高东低，村里的路大都2米见宽，窄而弯，没有一条直线贯穿全村。村民的住房修建得也相当类似，在经人指引去过两次高作祯的家后，我终于在第三次相对快速地找到了他家的方位。每日人物（ID：meirirenwu）郭彦博发自甘肃天机
临近晌午，张一智在高作祯家门口等得有点不耐烦。他和朋友靠手机导航开车五个小时从西宁赶来，因为朋友信命，“孩子不听话居然来看算命的。”张一智抱怨道。今年65岁的高作祯是算命村最有名的“神算子”之一。他的祖父“高蛮子”曾是兰州一带有名的“算命高手”，精通占卜、禳灾、鸟占，会摆81种桃花阵法，据传民国时常被兰州高门大府的军政要员请去算卦禳灾，还凭一己之力免除了永登全县的兵役。张一智的朋友已经在屋里待了许久。抽过一根烟之后，蹲在门口水泥台阶上的张一智终于站起来踩灭烟头，决定闯进屋子去看看究竟。他才掀开门帘探了个头，就被高作祯轰了出来。外人不能看算命的过程，因为会“泄漏了天机”。高作祯说，泄露天机最为算命先生们所忌讳，“祖辈相传都是这么说的，会遭天谴。”为了看到算命的过程但又不让“天谴”发生，我提出让高作祯给我算一次，他同意了。高作祯在桌子一侧坐好，我坐在他对面。他从皮包里拿出来一本用食品胶带层层包好的书放在桌上，透过胶带，可以隐隐地看到书名——《人生预测万年历》，“用了30多年了，是祖传的”。他拿出一本绿底的小学生作业本，握着一支圆珠笔让我报上生辰八字。高作祯正在算命，桌子上摆着的是一本93年出版的《人生预测万年历》，高作祯说是“祖传”的。图郭彦博
我报了出生日期、时间和地点，他一笔一划地写在纸上。他的字写得很慢，写完生辰八字后会翻一会儿书，再写下金木水火土等等命相，接着又从皮包里拿出第二本书，封皮同样被厚厚的胶带包着，但依然可以看到书封上画着一个观音像，上边写着“中国相术大全”几个字。他双手举着这本书，翻看了大概有一分钟，把书收起来放进抽屉，开始写批语。写了几句，他又从抽屉里拿出那本书翻了两分钟，合上书再次放回抽屉里，继续写批语。写好生辰八字后，高作祯翻看另外一本“祖传”的算命书。图郭彦博
“八字很好，能成大业，受人尊重，心地善良，孝敬父母，给别人帮忙，事业很好，遇贵人很多，一帆风顺，晚景荣华……”他缓慢地在本子上写着，时不常会出现一些错别字，比如“凭本事活人”写成了“平本事活人”，“温和敦厚”则写成了“稳和东厚”。
全部写完后，他把本子拿起来甩到我面前，低着嗓子嘿嘿地笑了几声。我一边看一边念，念完后他又拿过去给我念了一遍，抑扬顿挫一字一句地念，念一句看我一眼，念完后再次甩给我，问：“怎么样，准不准？”我又报了家人的生辰让他再算一次，说“这是我哥哥”。他算出来说“哥哥”事业上不太顺利，因为会遇到小人，直到32岁才能走上正轨。“那该怎么破解？”当我问出这个问题时，气氛开始变得有点尴尬——高作祯一个劲儿地说自己今天看了好几个人，太累了，要休息了。他妻子也在一旁帮腔，说老头子今天太累了，破解不了了。
我突然想起村里人说在薛家湾算一次命的价格在元左右，于是便拿出元钱放在桌子上，请高作祯一定再给算算怎么才能破解。他再次拿出那本放在抽屉里的书，翻了几页后写下了破解的办法——不要参加朋友的婚礼。很快又补充了一句：“要买一枚顺治年间的铜钱，放到钥匙链上，一辈子不能离。”因为方言的原因，我追问道：“哪个顺治？”他一脸无奈，提高嗓门说：“历史怎么学的呢？清朝顺治年间的，康熙顺治雍正乾隆，顺序都不能错，不然没用。”出门人
第一天进村时，我曾向薛家湾的村民打听谁是这里资历最深且算得最准的，得到的答案是——高作明。他是高作祯的堂哥，今年80岁，年纪太大再加上耳背，如今已经不再接待客人了。
我找到高作明时，他正和村里的一帮老人在村头晒太阳。就算将嘴巴堵在他耳边，他也很难听清别人说了些什么。我们只好在地上写字交流，得知我要算命，他伸脚抹平一片土，用拐棍写下“跟我回家算”。在高作明家，我见到了他的儿子——50岁的高金江。在如今薛家湾的算命人中，高金江已经算得上年轻。初中毕业时，他就知道自己以后“不会是个好庄稼人”，于是跟父亲学了些生辰八字、八卦、麻衣相法后，也开始了出门四处给人算命的生活。高金江是后辈中“最有出息的”，这是薛家湾人对他的评价，所谓“最有出息”则是指谁家接待的外来算命者最多。
高金江图郭彦博
说话间，高金江的手机就响了起来。电话接通后，他一个劲儿地点头，说了很多遍“是”和“好”。挂了电话，他给正屋的铁炉子生起了火，说：“又来了一拨记者。”
互联网时代令信息的传播迅速且广阔，来薛家湾的记者人数也日渐增多，每隔一段时间，高金江就会接待一批记者，他评价记者们大多都是走马观花，“有的没来过就胡乱写。”他找出了特地为重要来访者准备的绿茶，平日里，他自己喝的是铁观音，“那个便宜些，怕他们喝不惯。”常年在外流浪算命的经历，让薛家湾人在待人接客上分外热情豪爽。外人进家，不管认识与否先请进屋上炕，泡茶做饭，拿出的是最好的食物。哪怕是乞丐登门也不会施舍残羹冷饭，赶上饭点儿，也会请乞丐同吃，“我们也是出门人，知道出门的难处。”高金江说。“走家子”，即出门算命是薛家湾人自古以来的生活方式。自清乾隆年间建村以来，薛家湾人在甘肃永登当地一直都是“另类”的存在。“据他们自己说，他们全家无论男女老幼至少三年要出门远游一次，否则全家便会遭到‘天火烧光’的严罚，所以，他们每年到处流浪飘荡，出门远游都是三五成群，足迹踏遍天涯，东边可以跑到山东青岛往海而归，西北可以到达新疆伊犁塔城为国界所阻……”年出版的《边疆通讯》上，作者竹天在一篇名为《中国的吉普赛人——记甘肃永登的“蛮婆子”》的文章中对薛家湾做过简单介绍，这也是迄今最早的一篇研究薛家湾算命文化的文章。薛家湾的老人们翻看《中国的“吉卜赛”人》一书。这本书由当地政府组织编著。图郭彦博
在当地政府组织编著的《中国的“吉普赛人”》一书中，对于薛家湾人“走家子”的生活则有更为细致的描述——解放前，薛家湾人十之八九没有田地，全靠举家举家外出算命为生，家里除了土炕再无其他家具，很多人家的门窗都是用泥巴糊上，“走家子”回来再扒开，有的甚至没有一间住房，外出返乡就住在附近的山洞破庙里。这些场景至今仍能从在薛家湾流传的顺口溜中得到认证——“站破房，住古庙，铺的加沙毡，盖的旋风被。”秘诀
中午一点，高作祯终于吃上了午饭。此时，他已经接待了四波来算命的客人，算命的日程排到了五天后。但仍不断有电话打进来，在“好运来”的手机铃声响过之后，高作祯接起电话的第一句通常是：“哎，忙得很，接待不了，等等再来吧。”他说他的客人们全都是“慕名而来”，这个“名”就珍藏在他家厢房的一个柜子里。“都是客人带过来的，”他打开柜门取出几张已经发黄、卷边的报纸，它们被整齐地保存在一个密封塑料袋里，打开袋子，仍有一股油墨味道冲出来。最先被拿出来展示的是一份4年的南方周末。那是一则名为《中国“吉卜赛村”？》的报道，作者是柴春芽，他形容高作祯“他的三角形小眼睛里藏着一丝狡黠”。如今，报道中写着“薛家湾著名的神算子高作祯”的地方，被加了一道粗粗的黑线。4年南方周末《中国“吉卜赛村”？》一文中，把高作祯称为“薛家湾最有名的神算子”。高作祯说，报纸是客人特意带过来送给他的。图郭彦博
和那则报道中的照片对比，高作祯家的电视、钟表、桌子等屋内装饰和如今几乎没有变化，倒是高作祯显得老了不少，他嘿嘿笑过后一把摘下帽子，“太费脑筋，头发都掉了，累得！”至于算命的秘诀以及它和科学的关系，高作祯的解答很简单：“三句好话暖人心。”揣摩出求卦者想要一个儿子，他们就会说“钱是死宝，儿子是活宝”，“算出你命犯桃花，总不能当着你爱人的面说出来，”总之，就是要“让人舒心”。在那篇年的文章中，对这一点也有描述：他们对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心里都摸得头头是道，他们第一次见你面时，便会是你心悦诚服喜上心来。如果你是老年人，他一定会说你儿孙满堂、百年长寿、大富大贵；如果你正值青年而未婚，他又会说你妻命很好；你是学生，她又说你有功名，有贵人扶持；即便是你讨厌他，他也会说你心直口快……如今，即便是自称“不会算卦”的薛家湾人在闲聊中也会承袭着这样的语言风格，他们会随口蹦出几句算卦术语，大多是夸人面善，“看你的面相就知道是个热心人”。“我们就是良好的心理医生。”高金江更加直接地给薛家湾人下了定义。“有些病要开刀，有些纯粹就是心理病，开刀住院的病自己治不了。”高金江说，自己可以从心理的角度给人治病，通过语言沟通达到效果，当然，前提是心诚则灵，“一定要听我的话，按我说的做，哪怕我的话是错的，我又不可能让你偷盗，让你干坏事。”身世
“单纯地把薛家湾的算命文化归为迷信，肯定是不对的，这是一种长久以来形成的民俗。”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柯杨说。长期从事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教学与理论研究的他在年第一次来到薛家湾。“从小就刚听过薛家湾算命，小时候在兰州的街头也见到过。”但柯杨本人对算命不是很感兴趣，直到有一次一位朋友说“薛家湾有吉普赛人”，柯杨才来了兴趣，因为，“做一个民族、民俗方面的研究比算命课题更有意义，”于是，他便带着三个毕业生去了薛家湾做田野调查。“太穷了，”今年81岁的柯杨回忆起进村第一天的感受，“其他村子里，村民的家产都置备得比较齐全，薛家湾人就相当简单，进屋之后就一个炕、一床被子，再有就是存粮食用的缸，几乎没有闲置的家具。”当时，还沿袭着“走家子”生活方式的薛家湾人大概占全村的1/3，而关于薛家湾人的身世，在当地则流传着很多说法：一种说他们是上古舜帝时期流亡而来的苗族后裔，但流传更广的说法是他们是从波斯徙来的吉普赛人，因为，他们不喜定居四处流浪算命的习俗确和古老的吉普赛人颇为相似。文献方面，年《边疆通讯》上的那篇文章、年版的《永登县志》和年在《甘肃文史资料》刊登的《解放前永登的算命婆》一文，都认为薛家湾人是少数民族。柯杨带着学生在村里住了一个多月，经他判断，薛家湾人并非苗族，也不是吉普赛人，他们的民俗传承和特点都与汉民族无大异。在去薛家湾之前，柯杨听说当地人有一种用于彼此交流的特殊语言——“绍句”，但当他进村后，村民却都说自己不懂“绍句”。后来彼此熟悉了对方才坦白：因为破四旧的影响，他们一般不会对外人讲“绍句”。在详细地研究了“绍句”的组词规律后，柯杨说，这是一种典型的职业隐语，而非民族语言，例如，打卦测字叫“课巾”，禳解叫“丢术”，我叫“贺秦”，看交“交合”。“我在村里住了一个半月之后，水平已经能赶上当时的青年人，”柯杨说：“也许现在村里的年轻人‘绍句’水平还不如我。”在村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柯杨还发现了薛家湾的另一个特点——不爱存钱，赚来的钱主要用来“吃掉、吃好的”，由于常年在外算命，薛家湾人知道外边很多好吃的。当时，有个当地干部这样评价薛家湾人：“他们哪怕背一辫子蒜进永登卖八分钱，也要花一毛钱下馆子。”尽管将算命当做谋生手段，但当时，薛家湾的村民却从未试图给柯杨算命，“我自己也没有要求过。”如今的薛家湾，还有不少人记得柯杨，并将他视为“神”一般的存在，因为，出身中医世家的他在村子里给很多人治好过胃病，还向上边打报告给村子里挖了一口井，“手续是从省里一级一级批下来的，走遍了村子里的每一个田垄，鞋底都磨坏了。”提起这段经历，柯杨哈哈一笑说：“的确是给不少薛家湾人看过病，”但至于其他，薛家湾人都“习惯性地夸张了”。失传
在柯杨去薛家湾的年月里，薛家湾人一般不对外讲算命收入，“但肯定是主要收入，远远超过农业种植。”柯杨说。如今，这一习俗依然在“部分延续”。尽管在高作祯家算命时拿了元钱，但对于算命的真实酬劳，高作祯的妻子依然回避，“给多少就是多少”。据邻居们判断，高作祯是本村算命最赚钱的，“小车经常停在家门口”。出租司机小赵曾送高作祯去过兰州算命，“肯定是给有钱有势的人算，光现金就给拿了两千六，烟酒都是咱没见过的。”但对于如今的薛家湾人，算命收入已经不再是主要收入。我到薛家湾的那天是年3月12日，正值春播农忙时节，太阳已经融化了前一天突降的大雪，庄浪河谷地里，世代以算命为生的薛家湾人绝大多数正在种蒜。被邻村人笑话“连地都不会种”的薛家湾人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种蒜苗。蒜苗的生长周期为三个月，种植过程极为耗水，从播种到长成期间需要历经不下十次的浇水施肥。这些打算成熟后会以最贵每斤3块的价格被兰州来的菜贩收走，那些可以长到半米长的蒜苗则会被洗净、切碎，撒到滚烫的拉面碗里。柯杨说，当时村子里那些上过学的年轻人已经基本上不学算命了，因为老师会在课上讲：“不要再搞那些封建迷信啦，上学念书才有出息。”除了教育，现实则是薛家湾年轻一代不再学习算命的另一重要原因。薛家湾有四大家族：柳、刘、高、何，村民鲜与外人通婚，算命术的沿袭遵循“父传子母传媳”的习俗。但是，再根深蒂固的习俗也拗不过时代的发展。如今，薛家湾人与外人通婚的越来越多，很多媳妇嫁过来除了要求有车有房，还要加上十万的彩礼，即便没有太多的物质要求，个人意愿也成了比传统习俗更有力的存在。51岁的刘树花丛庄浪河东岸嫁到薛家湾柳家，婆婆只试图讲了三天看相手艺就放弃了，因为她“不想再学了”。如今，她的两个儿子全都在外打工，大儿子在北京做塑钢门窗，每年就春节回家一次，一个月能挣八千块钱。今年73岁的柳世勋，是土生土长的薛家湾人，他从小就不想学算命，哪怕话一出口就换来父亲劈头盖脸的一巴掌，“太苦了，运气不好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还不如在家种地。”柳世勋的孙子（前一）坐在田垄上算账，一亩地蒜需要雇近20个妇女载种小半天，每人工钱一小时7块钱。图郭彦博
下午三点钟，打工的妇女们补上了中午饭：凉馍馍配热茶。图郭彦博
他的两个儿子和当下大部分的薛家湾村民一样，经营着几亩蒜田，收成全看成熟时的行市，“你说这事儿能靠算吗？那是老天爷的事儿，是天命，你能让老天爷多下雨吗？”说话时，柳世勋的孙子正拿着小本子坐在田垄上算账，种完蒜之后他将再次回到兰州打工，“有手艺的一个月能转四五千块，农忙时候还得回来帮忙”。在高金江家待了一个多小时后，记者们走了，高金江一直把他们送到村里的主路上。他育有一儿一女，都是大学生，女儿毕业后在兰州卖楼，儿子在青岛上大三，他从未试图把算命的手艺传给孩子们们，“都上大学了，不教了”。“你不担心算命这门手艺失传吗？”我问他，他和以往一样答得很干脆：“孩子们不学就不学吧。”说话间，路过门口“一干二净除旧习，五讲四美树新风”对联时他点了一根烟。高金江家门口停着一辆小车，隔壁邻居家门上贴着一副对联。“一干二净除旧习，五讲四美树新风”。图郭彦博
回到家里，院子正屋下的阳光里，父亲高作明坐在马扎上，一双会写符掐咒的手正在熟练得拨着蒜种，颤巍巍的。离开高金江的家，我去村东的土坡上待了一会儿，如果柴堆上、墙角里熟睡的土狗们没有冲出来朝着我习惯性地吠叫，我甚至能听到东面五百米外货运大车碾过连霍高速的轰鸣声。只是轰鸣声一过，薛家湾便再次陷入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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