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回忆我在西北大学求学的任性时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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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西北大学求学的任性时光（1/2）蔡大成
告别陕北
我原本并不想考大学。年高考，村里走了一批知青伙伴后，使我颇感寂寞，再加上家里多次催促，遂生应考之意，草草准备，考绩平平。
我在高中时曾自学微积分，在村里辅导插友数学，插友竟然一跃龙门，考取理工科赫赫有名的西安交通大学；而为“师”惭愧，只考上当时文科不甚出名的西北大学（好多人误以为校址在兰州）。最冤的是县里书记，把他的千金特意安排与我在考场同桌，谁知本人考卷笔迹飞龙走蛇，自己都难以辨认，别人照抄更无从落笔。
记得报考志愿还填了厦门大学考古系和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这些专业多年以后竟成为我职业生涯和学术兴趣的部分内涵，岂不怪哉！
离开延安时，老知青沈小兰的好好先生毛放民，用其八级钣金工的技术帮我将书籍杂物捆绑装箱并送上车。后来听闻毛先生因车祸不幸辞世，没有给我一点机会来报答他那份温馨的亲情！
拒绝军训
年10月，我来到西北大学政治理论系（后改为经济系）报到。班里岁数最大的32岁，最小的16岁，大的能给小的当爹。
一间学生宿舍四角放床，上下铺睡八个人。学生食堂天天吃蒜苗，弄得宿舍满楼道都是那个味儿，令人作呕。当时谁能知道这间简陋不堪的宿舍竟会产生陕西省政法委副书记、国家行政学院教务部主任，对面宿舍竟会产生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中心副主任、西北大学的校长和副校长？
刚入学就通知必须参加新生军训。而我自高中实弹打过一次靶后，便发誓崇尚和平，再也不摸枪杆。
军训与我的信仰相悖。我便有意逃避军训，骑上飞鸽26型加重自行车（从北京托运到延安，又从延安托运到西安），启动我的陕甘游学历程：一路西行去了楼观台、汤峪、武功农学院、法门寺、宝鸡博物馆、天水麦积山，回程还去了乾陵等文物古迹名胜之地。
在麦积山还碰巧遇见同校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北京知青叶娃，大有他乡遇故知的欣喜。多年后她与美籍丈夫合写出著名的口述史著作《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回校后，校方要处分我，结果不了了之。
且歌且舞
西北大学77、78两届的学生中，北京知青很多，大多有相似的经历，一混就熟。
当时我家家庭总收入（含哥哥、姐姐工资）每月近元，家里每月给我寄40至45元钱。除了少数带薪上学的老学生，我就是学生里的大富翁了，于是乎请客看新电影，围桌吃臊子面更是常事！一到周末，我们自发组织学生舞会（我自己却不会跳舞，只是观赏者，至今还犹记白云涛、杨虹跳水兵舞活力四射的舞姿，刘莉和张小舟仪态大方的淑女风范）、校园烧烤、远足踏青（去长乐宫遗址捡拾汉代瓦当，去骊山秦始皇陵造访兵马俑）、水库钓鱼、吹箫拉琴、音乐鉴赏、学练合唱，在历史系女生宿舍神侃，社交活动搞得热热闹闹。
我们还搞校际联谊，我成为召集人，把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西安音乐学院和西安外语学院等周边学校的同学都邀请到西大校园聚会。
记得有一年圣诞节下大雪，同学们深夜在手风琴《欢乐颂》的伴奏下，双手搭背地连成长龙，在东操场上踏着雪窝转来转去。还记得扶送几个喝醉了的西军电同学回校，一路高呼“上帝在我心里”。当时还真有点“上帝之子”的感觉。
西安民主墙
和我同班有个荷兰第三代混血儿叫陈栗，曾和王岐山在延安冯庄公社一起插队，从陕西金堆城钼矿考来。我们俩一见如故，政见相同，经常讨论时事。
年，西安仿效北京民主墙，在钟楼附近也搞了个民主墙。我们连夜书写大字报，内容记得好像是不应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还应客观地一分为二评价。清晨我们借了一辆平板车，到了钟楼，把一叠纸刷上墙就开溜。远远地回头望去，大字报前人头攒动，叫好声不断，自我成就感油然而生。
陈栗在亲属协助下，上学期间就办妥移民美国的手续，在美国凭借个人奋斗，十年内成为著名期货经纪公司的老板，家庭资产逾数千万美元，实现了美国梦。可惜在年初看错方向，因期货投机失败负无限责任，波及家庭破产，一时糊涂，撇下一双幼小的儿女选择自杀。
我的老同学啊，没想到你的心理竟这般脆弱！想开点，来找老同学喝回大酒，一准叫你浑身是胆雄赳赳！
尝试演说
我和朋友们在学校里养成一个学习习惯，就是要求每个人都分别利用几天或几周时间自学一个主题，到图书馆查阅和检索相关资料，钻深钻透，写成提纲挈领式的学习笔记，在大家短暂聚会时用十分钟讲解出来。通过这样面对面的彼此交流、答疑，大家印象深、记得住，效果比听普通老师讲大课好得多。我受益匪浅。
我在正式场合说话有些结巴，历来能写不能说。有一次，朋友们起哄，非要借晚自习的教室听我给大家讲讲人生哲学和思想心得。我还认真准备了讲演稿，趁这次写点回忆录，翻箱子底给找了出来，纸页保存得已经不太完整了。
做一个开放的自我
今天晚上，大家都放下手边的事情，来到这间教室，一块探讨教科书上没有答案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力量把彼此不太熟悉、互相很少接触的大家聚合在一起的呢？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潜藏在每个人心里的渴望彼此交流感情的人性冲动。我们带着各自的苦闷和烦恼走进这间房子，希望能够将精神上的压抑物卸下来一些，再带着一颗比较轻松和自信的心，回到那个纷乱的世界中去。
在纷乱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安静的角落和安静的时刻，能使我们坐下来思考。环顾一下周围的环境，我们就会发现，最可怕的不是生活的磨难，而是对生活失去信心；最危险的不是那些暗地在监视你的告密者，而是你自身的软弱。有时，我们会对自己的社会适应性感到吃惊。每当气候有所变化时，总能看到自然界的一些生物由于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在挣扎之后死亡了；但在人类社会中，每当一阵强大的社会风暴平息时，人们总还是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死了的不过是精神，是思想，是感情！我们判别不出来，这种更加灵活的适应性究竟体现了人的优越性呢，还是不如动物的退化现象。现实环境把人的性格分裂成双重性格，这种性格分裂症是我们社会的流行病，它使人目光呆滞，神经麻木，它并不比鼠疫和霍乱更可爱一些。
大学的生活，每天都在按着固定的程序单调地运转着；每一间教室都是批量生产螺丝钉和齿轮的一个车间。在螺丝钉之间和齿轮之间，谈不上协调配合，只存在机械摩擦和机械碰撞。每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来说都是谜，是鬼，是陷阱与仇敌。每个人都蜷缩在各自不透气的罐头盒子里，无望地等待着，是封闭了的自我在等待着谁来吃我们、喝我们！我们宁愿养只小狗小猫来抚摸它们，跟那些小生命说真心话，也不敢跟另一个活人交流内心的感情和思想，人还不如动物那样可以信赖。我们在学校里不准恋爱、不准结婚，甚至连跳舞也要受到干涉。难道我们就真心愿意过这种中世纪修道院式的学生生活，然后蜕变成陈景润那样的数学动物吗？人的感情被冲淡了、污染了！一条条铁栅囚住了感情，切断了人与人最纯洁的联系。我们成立了那么多的自然环境保护协会，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类感情的保护协会呢？
朋友们，我们热爱生活，但绝不意味着就热爱周围这种没有音乐和美的享受、没有爱情、没有友谊以及没有创造性劳动的生活！我们全部的苦恼都来自于这种千篇一律、庸俗唯物主义的蓝蚂蚁式的生活。当然，会有人说，我的父亲，我父亲的父亲都是这么活过来的。人生就是如此，等到共产主义才会有我们的幸福，现在必须为社会的需要做出牺牲。这几句话就包含着我们中国整个青年一代软弱的根源。据我分析，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对待生命的虚无主义态度；第二是相信历史作为的可比性；第三是相信个人作用和利益完全可由社会作用及社会利益所替代。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即表现在这三方面上。
关于生命虚无主义，在我们的传统潜意识中，存有生命轮回观念和轻视人生、对待生死的盲目乐观成分，用阿Q的话说，就是相信砍头不过碗大的疤，“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让我们暂时撇开周围环境，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计算一下自己能够以人的生命形式在世界上存在的概率。
自然科学证明，生命的存在要有五个主要条件。首先，它所赖以生存的“太阳系统”距离银河系中心的位置要适当，其旋转的轨道才能接近圆；其次，它所在的“太阳系”必须是个单恒星系统；第三，这个单独的恒星温度、质量与体积都要适当；第四，生命所赖以生存的行星与恒星的距离、质量与自转周期要适当；最后，这个行星要有几十亿年的相对稳定时期，允许生物完成漫长的进化过程。即便以上条件都具备，还需要有你父母的见面与结合，才能够使你而不是使另外一个人来到世间。科学表明，我们的地球有可能是银河系唯一载有生命的孤独流浪者。人来到世间的概率几乎等于零。但我们绝不会由此而悲观。因为我们大家都活生生地坐在这里，我们存在的概率是1。由0到1，这是一个多么偶然又多么伟大的机会啊！我们只能活一次，最多活一百年，但是我们是在作为人类、作为万物的灵长类而活这一百年啊！我们要活得自在，活得痛快，活得堂堂正正，活得真正称得上是个人！这种积极存在的生存权利，是每个来到世间的人天赋的权利，是任何人不能剥夺的！
还要指出，对待生命的虚无主义，多伴随着对待生活的未来主义。要求我们专心机械式的往复劳作，等到光辉的年来到人间时，一下子就能得到现代化的全部成果。好像人的幸福可以存进银行，到期能加上几倍的利息再如数归还给你似的。要知道年本身并不带来更多的东西，如果不和我们有限的人生联系在一起，它不过是个普通的纪年符号。而人的幸福每日每时都不断地被创造出来和被同时消费掉，幸福的不可积累性正和生命的不可积累性是一致的。《茶馆》说得好：有牙的时候没花生米，有花生米的时候又没牙了。历史从来没有开过什么幸福银行！
关于历史的不可比性。不论我们走到哪里，或者干着什么事情，都会有人开导我们前人是怎么走路和怎么干这件事的。我们过于熟悉年的事情，却对自己身边的年感到陌生。人们偏要我们惦记那些我们不曾生活过的年代，总是让上一代人曾经历过的生活，什么吃糠咽菜呀，什么雪山草地呀，像噩梦一样缠在我们这一代身上。难道我们是在过去的历史中生活吗？
每一代人都有其生活的特殊历史环境，这种环境决定了每一代青年行动和作为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正如我们不可以站在自己的历史位置上指责以前历史上的人物如何愚蠢，现在仍然活着、但已属于过去了的时代人物，同样也没有理由指责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大可不必去学习古猿怎样钻木取火，或者沿着长征路线再走上一遍。时过境迁，不同时代的历史作为是不可比的，反复描绘上一代人的贫穷生活，以使我们满足现实生活，这和在现代人面前谈论猴子吃野果又有什么两样呢！
我们需要比较，但只能在历史环境所允许的范围内比较，我们只能在自己人生所亲身经历过的事情间做这种比较，只能和同时代人进行比较，不管这些人生活在什么国家。可是，这种感性的比较却是被忌讳的。因为那些实在的参照物使人不安现状。历史不可选择，它也不可能对两代人提出同样的要求。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英雄壮举。任何重大的科学理论突破，都是年轻人从根本上批判传统理论而获得的。知识在不断报废，难道还让那些老古董来充填、构造我们年轻人的生活吗？今天的世界有多少新的学科在召唤我们，有多少待开发的领域要我们探索，可我们还在过去的历史中徘徊，还在封锁着自我，把大好年华浪费在什么党史、共运史、教条化的哲学上，鬼知道那里面包含着多少科学！我们的青年时代正被人大片大片地撕走，而被撕毁的，正是永远不会再被粘上的啊！老年人不可能安排和代替我们生活，我们要做自己时代的强者，平等地和世界上其他的同类过一样的生活。
关于国家与集体拜物教（按：后面的讲稿缺失，大致回忆如下）。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家庭汇聚成国家，若社会不代表个人，国家与家庭对立，就违背了个人、家庭组合成社会与国家的自由意愿。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观念一定不应是脱离个体利益、高高在上的空中楼阁。小河满，大江才能奔流不息。所以，学校利益并不天然代表学生利益，有些限制性规定应该做出调整，体现出学生的自治管理。
弗洛伊德
大学期间，我除了何炼成、朱玉槐两位老师的课不敢不上以外，几乎天天逃课、天天钻图书馆。我的人缘好，嘴也甜，系教研室教师专用的资料室也对我这个学生网开一面，给我思想带来巨大震动的是在图书馆搜到了介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著作。
随后又检索到30年代翻译的弗氏论著小册子，我放胆写出了《中国古代的性崇拜》这篇后来经常被朋友们口头引用的学术文章，在西北大学首开学生学术讲座，用精神分析理论批判了雷锋精神，公开说雷锋精神应该后缀一个病字。
我可能是“文革”后国内第一个研究和宣扬弗氏理论的，有几家西安高校（如西安美术学院）还邀请我去讲“公开课”，阶梯教室坐满数百好奇者，无所顾忌地纷纷提问，我应付自如，有似舌战群儒。
回想起来，那是一个鄙视传统理论权威、鼓励创造性自由思维、多么令人神往的大学年代！
遗憾的是，我没有在校园及时开展心理门诊：那时许多同学刚刚从农村相对闭塞的环境中来到大城市，不适应和城市姑娘交往，容易产生心理焦虑，甚而心理变态。如我班某同学幻觉两位校花都喜欢他，不能权衡作出抉择，最后导致心理崩溃，回到农村老家喝农药自杀。
太白登顶
年暑假，我和中文系78级的吕勇共同发起西安高校学生首次攀登太白山的活动（当年中国登山队成立后，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的首次登山活动，便是攀登太白山）。参加者8人，来自西安和咸阳的五所不同学校。我们清晨从岐山蔡家坡乘车出发，来到太白山北麓的营头开始上山，当晚在海拔约米的大庙留宿。两位女生忙着架锅煮饭，我去拾柴，往西一眼看去，高山峻岭云雾层叠，夕阳透过云层，霞光万道，山谷的河流逶迤而去，那仙境一般的美景永不会忘怀。
第二天路途艰险，经常是一侧悬崖绝壁，另一侧万丈深渊。我们心惊胆战地穿过古地震留下的大如房屋的滚石阵，又一步一颤地挪过就快腐朽的独木桥，一路上太白山垂直分布的植被变化和殊胜山景使大家大饱眼福，忘记了疲劳和险境。
到了海拔约米的放羊寺歇息，睡到半夜被冻醒，大家多半出现高山反应，于是早早便登程。太白山主峰拔仙台海拔.2米，为我国青藏高原以东的第一高峰，它是一整块的白色花岗岩体，所谓关中八景之一的“太白积雪”，其实就是白色岩体的反光。
我们从古火山口大爷海沿着陡坡手脚并用地攀爬，终于登顶，把太白山踩在脚下！我在峰顶回味李白《登太白山》的诗句：“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冷风去，直出浮云间。举目可近月，前行若如山。一别武功去，何时复见还。”如今身临其境，不见古人，念天地之悠悠，不免有些悲怆、伤感。
回程下山一路小跑，我插队时放过羊，特别能认路，就在前面给大家带路。谁想某同学很自信，偏要赶到我前面走，结果走错岔路断了呼应。天色已晚，我决定带大家先下山，明晨再回头找人。而和我同班的叶道猛同学决意要自己留下来继续寻找。
第二天将上路时才看见二人的身影：原来他们找到半夜才见面，还差点掉崖，只能蹲缩在悬崖峭壁巴掌大的一点地方过夜，好险啊！
叶道猛，我在这里向你表示愧意和由衷的敬佩，你是条响当当的好汉！（详见吕勇：《我们登上了太白山》，载《旅游》年第9期，以及水曲柳博客的同名文章。）
《希望》事件
《希望》杂志是西北大学中文系77级同学主办的文学杂志，于年2月创刊。学校给与少量资金支持，发行量颇为可观，最多的一期印了1万册。
著名作家史铁生、贾平凹公开见刊的第一篇作品，就是发表在《希望》杂志。编委里的方兢、邢汤风、沈宁，同是北京老知青。我经常到他们宿舍串门聊天，共同语言颇多。在几位学兄的鼓励下，我写作生涯中的第一篇（也是唯一的一篇）小说《黑户》（发表时被沈宁改名为《死路》），就刊登在《希望》第2期。
记得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我是学生中孤立的反战派，匆匆写出个有反战倾向的剧本投稿，被编委吴予敏好心劝阻，结果退了稿。后来在西单民主墙被封的大环境下，各地查禁民办刊物，杂志刚刚出了三期就被叫停。更可气的是，眼前杂志已经印出来了，竟然要拉回造纸厂不让上街卖！本人杠头一个硬是不服，遂写出《我的退学书》表示抗议，贴在校图书馆的大门口。
我的退学书
昨晚，《希望》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查封了。一个除了书本再没有什么私有财产的学生，一旦连希望都破灭了，还能剩下些什么？
还用得着解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吗？还用得上把马克思的幽灵请出来，拿他的“若没有出版自由，我的本质就不能实现”的语录作护身符吗？这些纸上的辞藻在强权面前显得多么苍白无力！今天，我只凭着人的生存本能和良心来说我想说的话。
你们，老一辈革命家，听听自己儿女的真心话吧：我曾经系着红领巾，在你们的膝下听过长征的故事；“文化大革命”中看到你们受苦，也曾偷偷地流过眼泪；别忘得太快了，在四五运动和“北京之春”里，有多少年青人为你们官复原职呐喊！可是，你们不但辜负了我们对长辈的希望，竟还要夺去我们对自己的希望！算了吧，别再提你们给过我们什么了！拿去，全拿去！如果我活着也是你们的恩典，就连同生命一起拿去！我头一次感觉到，做你们的“接班人”竟是一种耻辱。我不喜欢欠你们的账，我把我以前对你们的崇拜和信任全部再还给你们！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却又是事实。
你们多么出色地践踏了民意：你们宣传着“法制”，却下令取缔学生自办刊物；你们高喊过“民主”，但“民主”不过是你们的临时脚手架！你们就这样偷偷摸摸地侵吞着人民在粉碎“四人帮”后争得的民主权利。原来我们在大学学习这样名目繁多的理论，是为了毕业后替你们的愚蠢行为做辩护？是为了在你们的脚下做只“涂了圣油的警犬”，来谋个一官半职？那么，谢谢你们的好意。为了免得日后出卖人格，为了表达我的愤慨和抗议，我以自己唯一能掌握的权利向校方提出退学的请求。若无先例可循，愿不参加期末考试，以不及格生的名义除名。然而，别以为一个正直公民的权利被粗暴地干涉后会忍气吞声地承认既成事实！为了查封《希望》一案，我将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如果不成功，历史终将把你们送上被告席！
被人施舍来的希望，难免会被人再要回去；能被人夺走的希望，终究是虚幻的希望。但新的希望又在萌发，这就是你们居然害怕一伙学生娃娃，证明了你们本身的虚弱！你们已经老朽了！你们总要受自然规律的支配，死在我们前面；那时，活着的人总会去着手创造真正属于人的生活！
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感谢77级历史系吕微好友提供）
哈，这下可成了轰动校园的一大政治事件，使我猛然间成为当年77、78两届学生无人不晓的新闻人物！人家辛辛苦苦考上大学，好不容易把农村户口弄成城市户口，你居然还敢放弃学业！事件越闹越大，外校学生也跑来声援，几乎闹成学潮，据说连带公安部、省公安厅、省委科教部、新华社陕西分社等20多个单位派人进驻学校招待所，密切观察动向。最后西北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郭琦出面把我叫到办公室，耐心地做我的说服工作，最后双方达成了妥协：这期杂志照常上街售卖，交换条件是让我放弃退学的举动，参加补考。某同班同学说我退学是怕期末考试不及格，结果我补考成绩全部合格。
直到后来我才了解到，郭琦校长是我父亲在延安时期的同事，他顶住了上面的压力，有意对我施加保护。他真是西北大学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校长，值得尊敬和怀念！（有关《希望》事件的来龙去脉，详见方兢：《忆〈希望〉感怀郭校长》，载《思念中的郭琦校长》，西安出版社年版。不过方兢指称“停刊的原因恰恰就是这次学潮”，我可担当不起。试问当年国内又有哪家学生自办刊物在校党委的支持下幸免于难并能持续发售？）
▲20世纪70年代的西北大学礼堂广场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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